相与析

跳来跳去的女人——契诃夫

   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礼。
  “你们瞧瞧:他是不是有点意思?”她对朋友们说,朝丈夫那边点一下头,似乎想解释一下,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、极为寻常、毫无出众之处的人。
  她的丈夫奥西普·斯捷潘内奇·戴莫夫是一名医生,九品文官。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: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,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。每天早上从九点到中午,他给门诊病人看病,查病房,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,解剖病人尸体。他也私人行医,不过收入很少,一年五百来卢布。仅此而已。此外,关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然而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个个不同凡响。他们每一位都各有所长,小有名气。有的已经成名,是公认的专家名流,有的虽说还没有出名,但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,有一位剧院演员,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,他优雅、聪明、为人谦虚,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,他教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朗诵。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,一个好心肠的胖子,经常叹着气说服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:她是在毁掉自己,如果她不懒散,能管束自己,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。其次有好几名画家。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、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,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发青年,二十四五岁,几次画展都获得成功,最近画的一幅画就买了五百卢布。他为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,并说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。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,他的乐器呜咽有声,像人在哭。他老实承认,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,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一人。另外还有一位作家,年纪很轻,但已经名声在外,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、剧本和短篇小说。此外还有谁呢?哦,还有瓦西里·瓦西里伊奇,贵族,地主,业余的插图画家,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,酷爱古老的俄罗斯文体、壮士歌和民谣,在纸上、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,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。这伙自由自在的演艺人员,命运的宠儿,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,态度谦和,但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医生的存在。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毫无区别。在这伙人中间,戴莫夫显得陌生、多余、矮小,尽管他身材高大,肩膀很宽。看上去他好像穿着别人的礼服,留着店伙计的胡子。不过话说回来,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艺术家,那么别人就会说,他那部胡子使人联想到左拉。
 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,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,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,真像一棵春天里开满娇嫩的白花、婀娜多姿的樱桃树。
  “不,您听我说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对他说,挽住他的胳膊,“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?您听着,听着……我得告诉您: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做事。有一回可怜的爸爸病了,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。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!你们都听我说,里亚博夫斯基……还有您,作家,你们都听着,这很有意思哩,你们都靠近一点。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,多么真诚的关心!我也一连几夜没有睡觉,守着爸爸,突然间,了不得,姑娘征服了小伙子的心!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堕人情网。真的,命运往往是这么离奇!爸爸死后,他常来看我,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,有那么一天晚上,突然间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……简直像雪山压顶……我哭了一个通宵,我自己也昏头昏脑地堕人情网。现在,你们瞧,我成了他的妻子。是不是他有点意思;强壮,有力,像熊一样?此刻,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,光线不好。等他转过身来,你们瞧他的脑门。里亚博夫斯基,您得说说这脑门怎么样?戴莫夫,我们正说你呢!”她叫大夫,“你过来,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……这就对了。你们做个朋友吧。”
  戴莫夫温和地、憨厚地微笑着,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,说:
  “幸会幸会。当年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。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?”

  当年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二十二岁,戴莫夫三十一岁。婚后,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,有的镶进画框,有的没有画框。她在钢琴和家具之间布置了一个漂亮而热闹的墙角,用的无非是中国小花伞,画架,五颜六色的小布条,匕首,半身雕像和照片……在餐室,她用粗拙的民间木版画袄糊墙壁,挂上树皮鞋和镰刀,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,这么一来,餐室里就充满了俄罗斯的乡趣。在卧室,她把天花板和四面墙上钉上黑绒布,好让它更像山间岩穴,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一盏威尼斯灯笼,在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斧锁的泥塑。大家认为,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巢。
  每天早上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要到十一点才起床,之后她弹钢琴,要是有太阳,就画油画。随后,到十二点多钟,她就坐车去找她的女裁缝。因为她和戴莫夫的钱不很多,只够日常开销,所以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,并以此引人注目,她和她的女裁缝不得不挖空心思。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过,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、花边、长毛绒和丝绸,就能创造出奇迹来。做出来的东西着实迷人,简直不能叫衣服,而是梦幻。从女裁缝家里出来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某位熟悉的女演员,一来好打听一些剧院新闻,二来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纪念性义演的戏票。从女演员家出来,她还得坐车去某位画家的画室,或者参观某个画展,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--邀请他来家作客,或者回拜,或者只是同他聊聊天。她到处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欢迎,大家都夸她漂亮,可爱,是个少有的女人……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的人也都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,当作他们的同行。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向她预言:凭她多方面的天赋、情趣和聪明,只要她不分散精力,将来一定大有成就。她唱歌,弹钢琴,画油画,雕塑,参加业余演出,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,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。不论扎个彩灯,还是梳妆打扮,哪怕只给人系条领带,她都做得特别艺术、雅致、招人喜欢。不过,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,那就是,她善于很快结识名流,很快跟他们搞熟。只要有人稍稍出了点名气,引起人们的议论,她就立即去拜访他,当天跟他交上朋友,并请他到家里来做客。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。她崇拜名人,为他们骄傲,每天夜里都梦见他们。她如饥似渴地寻找名人,而且她的这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。旧的名人消失了,被人遗忘,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。不过,就是对这些新的名人她也很快看惯了,或者失望了,于是又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名人,新的伟人,找到了又找。这是为什么呢?
  下午四点多钟她和丈夫一块儿在家吃午饭。他的朴实、理智和善良让她感动得忘乎所以。她时不时跳起来,冲动地抱住他的头,连连吻他。
  “你呀,戴莫夫,是个聪明而又高尚的人,”她说,“只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。你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,你否认音乐和绘画。”
  “我不了解它们,”他温和地说,“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,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关心各门艺术。”
  “这是很可怕的,戴莫夫!”
  “那为什么?你的那些熟人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,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嘛。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,但我这样想: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献出了毕生的精力,而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,那么可见它们是有用的。”
  “来,让我握握你那诚实的手!”
  午饭后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又出门访友,然后上剧院看戏,或者去听音乐会,过了午夜才回到家。天天如此。
  每逢星期三,她家总有晚会。在这些晚会上,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,不跳舞,他们的娱乐是各种艺术活动。话剧演员朗诵,歌剧演员唱歌,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(这种纪念册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多的是),大提琴手演奏,女主人本人也绘画,也雕塑,也唱歌,也伴奏。在朗诵、演奏和唱歌的中间,他们谈论文学、戏剧和绘画,而且常常争论起来。晚会上没有女宾,因为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认为,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,其余的女人都无聊而庸俗。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:门铃声一响,女主人便猛地一惊,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,说:“这是他!”这个“他”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。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,而且准也想不起他的存在。但是一到十一点半,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,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温和的微笑出现在门口,他搓着手说:
  “请吧,诸位先生,请吃点东西。”
  大家进了餐室,每一回看见餐桌上摆的老是那几样东西:一盘牡蛎,一块火腿或者小牛肉,沙丁鱼罐头,奶酪,鱼子酱,蘑菇,一瓶伏特加和两瓶葡萄酒。
  “我亲爱的管家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,高兴得轻轻击起掌来,“你真是迷人!先生们,注意看他的脑门!戴莫夫,你侧过脸来。先生们,瞧他的脸相多像孟加拉老虎,可表情却善良可爱,像鹿一样。哇,我的亲爱的!”
  客人们吃着,望着戴莫夫,心想:“确实,挺不错的一个人,”但很快他们就把他忘了,继续谈他们的戏剧、音乐和绘画。
  这对年轻夫妇十分幸福,他们的生活无牵无挂。不过在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很美满,甚至有点凄凉。原来戴莫夫在医院里感染上了丹毒,在床上一连躺了六天,而且不得不把他一头漂亮的黑发全剃光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坐在他身旁,伤心得直落泪。不过等他的病情刚有好转,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的光头缠起来,把他当成贝陀因人画下来。两人又快活了。病好后他便去医院上班,可是三天后他又出了麻烦。
  “我真倒霉,亲爱的!”他吃午饭时说,“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,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。直到回家后我才发现。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一听吓坏了。他却笑着说,这是小事一桩,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。
  “我一专心,亲爱的,就变得大意了。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焦急不安地预料他会得败血症,天天夜里为他作祷告,还好,结果平安无事。于是他们重又过起安定幸福的生活,无忧无虑。眼前的生活是美好的,而且紧跟着春天即将来临,它已经在远处微笑,许诺无数欢乐。幸福是没有穷尽的!四月,五月,六月,可以住到远离城嚣的别墅去,散步,写生,钓鱼,听夜莺唱歌。然后从七月到深秋,画家们将去伏尔加河旅游,她作为团体的一名必不可少的成员,肯定是要参加这项活动的。她已经用细麻布缝了两套旅行装,买了路上用的颜料、画笔、画布和新的调色板。里亚博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她家,看看她的绘画有什么长进。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,他总是把手深深地往衣袋里一插,咬着嘴唇,喷喷鼻子,说:“噢,是这样……您的这片云在叫喊:它的光线不对头,不像晚霞。前景像被嚼碎了,有些地方,您明白吗,不大对劲……您的那座小木屋被什么东西压住了,在吱吱哇哇叫苦……这个墙角应当再暗一些。不过总的来说还不坏……我赞赏。”
  他说得越是难懂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倒越是听得明白。

  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,午饭后戴莫夫买了一些酒菜和糖果,动身去别墅看望妻子。他已有两周没有看见她,十分想念她。他先是坐了一段火车,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家的别墅,弄得他又饿又累,一心盼望着待会儿能歇下来跟妻子共进晚餐,再美美地睡上一觉。他看着那包东西心里很高兴,那里面有鱼子酱、奶酪和鲑鱼。
  当他终于找到自家的别墅,认出它来,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。一个年老的女仆告诉他:太太不在家,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这别墅样子极难看,天花板很低,糊着写过字的纸,地板不平,有许多裂缝。一共有三个房间。一间房里摆着一张床,另一个房间里,椅子上和窗台上乱扔着画布、画笔、脏纸、男人的大衣和帽子,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到三个不认识的男人。其中两人是留着大胡子的黑发男子,第三人很胖,脸面刮得干干净净,看样子是个演员,桌上的茶炊吱吱地响。
  “您有什么事?”演员用男低音问,冷眼打量着戴莫夫,“您找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吗?请等一下,她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  戴莫夫坐下来等着。一个黑发男子睡眼惺松地、无精打采地瞧了他几眼,给自己倒了一杯茶,问道:
  “您要不要来一杯?”
  戴莫夫又渴又饿,但他不想败坏自己的胃口,所以没有要茶。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。门砰的一声响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跑进屋来,她戴一顶宽边草帽,手里提着画箱。紧随其后,兴高采烈、满脸红光的里亚博夫斯基走了进来,他拿着一把大伞和一张折叠椅。
  “戴莫夫!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扬声叫道,高兴得涨红了脸,“戴莫夫!”她又叫一声,把头和双手贴在他的胸脯上,“这是你呀!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?为什么?为什么?”
  “我哪儿有时间啊,亲爱的?我总是很忙,等我有空了,可是火车的班次又常常不合适。”
  “不过看到你我还是很高兴!我每天每天夜里都梦见你!我真担心你生病了。哎呀,你不会知道你是多么可爱,你来得正是时候!你是我的救星!只有你才能救我!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,”她继续说,笑嘻嘻地为丈夫系好领带,“车站上的电报员奇克里杰耶夫明天结婚。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,人也不蠢,你知道吗,他的脸上有一股刚强的、像熊一样的神气……可以拿他当模特画一幅年轻的瓦兰人。我们全体住在别墅里的人对他很感兴趣,已经答应他一定参加他的婚礼……他这人没有钱,孤单单的,还胆小怕事,所以呢,不用说,不同情他那就是罪过。你想想,做完弥撤就举行结婚仪式,然后从教堂里出来,大伙儿走到新娘家……你可知道,葱翠的小树林,小鸟叽叽喳喳,阳光斑斑驳驳落在草地上,在这片鲜绿色的背景上,我们都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--这幅画多么别致,有着法国印象派的韵味哩。可是,戴莫夫,叫我穿什么衣服进教堂呀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着,做出一副哭相,“我这儿什么也没有,真正是什么也没有!没有衣服,没有花,没有手套……你了定要救救我。既然你来了,那么,这就是说,是命运托付你来救我的。我亲爱的,你拿着这串钥匙,回家去,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取来。你知道它,它挂在最前面……然后在储藏室的右边地板上,你会看到两个硬纸盒。你打开上面的盒子,里面尽是花边,花边,花边,还有各种各样的零头碎料,这些东西底下就是花。你拿花的时候,千万要小心,可别把它弄皱了,亲爱的。把花都取来,容我在这里挑一挑……另外,再买一副手套。”
  “好的,”戴莫夫说,“我明天回去,叫人送来。”
  “明天怎么行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问,吃惊地望着他,“明天你怎么来得及?明天头班火车早上九点开,婚礼在十一点举行。不,亲爱的,要今天回去,一定得今天回去!如果你明天来不了,那就找个人送来。好了,走吧……待会儿有趟客车要经过这里。别误了火车,亲爱的。”
  “好吧。”
  “唉,我真舍不得把你放走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,泪水涌上她的眼眶,“唉,我这个傻瓜,何苦答应那个电报员呢?”
  戴莫夫赶紧喝了一杯茶,拿了一个面包圈,温和地微笑着,上车站去了,那些鱼子酱、奶酪和鲑鱼,都让那两个黑发男子和胖演员吃了。

  六月里一个宁静的月夜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上一条游轮的甲板上,时而望着水面,时而望着美丽的河岸。在她身旁站着里亚博夫斯基,他对她说,水上黑尴勉的阴影不是阴影,而是梦,又说,这神秘的水域和它奇异的闪光,这无边无际的天空,以及伤感沉思的河岸,都在诉说着我们生活的空虚,昭示着人世间有一种崇高而永恒的幸福;在这样迷人的月夜,人若能忘掉自己,死去,变成回忆,那该多好啊!过去的岁月庸俗而无聊,未来也毫无意义,这美妙的夜一生中只有一次,它也很快就要消逝,化作永恒--人活着又为了什么呢?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时而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呓语,时而听着夜的宁静,心里却想着:她是永生的,永远不会死去。这绿宝石般的水--她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--这天空,河岸,黑影和充溢她心田的不由自主的欢乐,都在告诉她: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;在那遥远的地方,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,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里,等待她的将是成功,荣誉和人民的爱戴……她久久地注目凝视着远方,似乎看到了蜂涌的人群,辉煌的灯火,似乎听到了庆典上昂扬的乐曲和人们的欢呼声,她自己则穿一袭白色长裙,鲜花从四面八方撒到她身上。她还想到,跟她并排站着、伏在船侧栏杆上的这个男人,是真正伟大的人,天才,上帝的宠儿……迄今为止,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是那么出色、新颖、不同凡响,一旦他的稀世才华完全成熟,他的创作将无限高超,令世人倾倒。这一点,从他的脸,从他的表达方式,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。关于阴影和黄昏的情调,关于月光,他都说得与众不同,用的是自己的语言,这一切使人不由得感受到他那种驾御大自然的硷力。他本人十分英俊,有独特的才能。他的生活无牵无挂,自由自在,超凡脱俗。他过着小鸟一样的生活。
  “天凉了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着,不由得打了个冷颤。
  里亚博夫斯基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,悲伤地说:
  “我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。我是奴隶。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迷人呢?”
 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。他的眼神很可怕,她都不敢抬眼看他了。
  “我疯狂地爱您……”他悄悄地说,呼出的气哈到她的脸颊上,“只要您对我说一个‘不’字,我就不想活了,我要抛弃艺术……”他激动万分地喃喃说,“您爱我吧,爱我吧……”
  “别这么说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时闭上了眼睛,“这真可怕。再说戴莫夫呢?”
  “什么戴莫夫?为什么提戴莫夫?我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?这儿有伏尔加,月亮,美景,我的爱情,我的痴迷,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戴莫夫!……唉,我什么也不知道……我不需要过去,只求您给我片刻的……一瞬间的欢乐!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她有心想一想丈夫,可是她又觉得过去的一切,包括婚姻、戴莫夫和家庭晚会,都微不足道,毫无意义,毫无必要,平淡乏味,而且离她已经很远很远了……真的:戴莫夫算什么?为什么提戴莫夫,她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,再说,他是确有其人呢,或者他仅仅是一个梦?
  “其实,对他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,他已经得到的那份幸福就够多的了。”她双手掩面想道,“让别人谴责去吧,诅咒去吧,我却偏要这样,宁愿毁灭。偏要这样,宁愿毁灭……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有所体验。天哪,这是多么可怕又多么美妙啊!”
  “噢,怎么样?怎么样?”画家喃喃地说,他拥抱着她,贪婪地吻着她的手,她则有气无力地想推开他,“你爱我吗?是吗?是吗?啊,多静的夜!美妙的夜!”
  “是的,多静的夜!”她悄悄地说,瞧着他那双含着泪水的发亮的眼睛。然后她很快地回头张望一下,搂住他,热烈地吻他。
  “船快到基涅什玛了!”有人在甲板的另一侧喊道。
  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。那是饮食部的堂伯从旁经过。
  “听着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,她幸福得又笑又哭,“给我们拿葡萄酒来。”
 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,坐到长椅上,一双热恋的、感激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。后来他闭上眼,懒洋洋地微笑着,说:
  “我累了。”
  他把头靠在栏杆上。

  九月二日,天气温暖无风,但是天色阴沉。一清早,伏尔加河上升起薄雾,九点钟以后又稀稀拉拉地下起雨来。看上去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。喝茶的时候,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,绘画是一门最难见成效又最枯燥无味的艺术,说他算不得画家,说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才华。突然间,无缘无故,他抓起一把刀子,把他的一幅最好的画稿划破了。早茶后,他脸色阴沉地坐在窗前,默默地望着伏尔加河。可是伏尔加河已失去了刮谢波光,变得浑浊灰暗,看上去冷冰冰的。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到,阴雨绵绵、令人烦问的秋天即将来临。似乎是,伏尔加河两岸一块块美丽的绿毯,河上一串串宝石般的反光,透明的蓝色远方,以及大自然所有别致而华丽的眼饰,此刻都已让造物主收了起来,藏进箱笼里,以备明春再用。群鸦在伏尔加上空盘旋,讥笑它:“光啦!光啦!”。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的贴噪,默默想道:他的才华已经枯竭;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、相对的、愚蠢的;他不该让这个女人束缚自己……总之,他心绪不佳,苦闷得很。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,用。手指梳理着自己美丽的亚麻色头发,时而想象自己在客厅里,时而在卧室里,时而又在丈夫的书房里。想象又把她带到剧院里,带到女裁缝那里,带到那些名流朋友家里。这阵子他们都在干什么呢?他们还想起她吗?演出季节已经开始,应该考虑一下晚会的事了。戴莫夫呢?啊,可爱的戴莫夫!他在每封信里都多么温存地、像孩子般苦苦央求她早点回家!每月他都给她寄来七十五卢布。有一次她写信告诉他,她欠了画家们一百卢布,不久他真的把这笔钱寄来了。多么善良、慷慨的人啊!旅行生活搞得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筋疲力尽,她厌烦了,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些乡民,这河上的潮气,甩掉那种浑身不干净的感觉,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,住在农家小屋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。要不是里亚博夫斯基已经保证,他要跟那些画家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,她本可以今天就离开这里。要真能这样,那该多好啊!
  “天哪!”里亚博夫斯基埋怨道,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呢?没有太阳,我那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就无法接着画下去!”
  “可是你还有一幅画稿画的是多云的天空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从隔间走出来,说,“记得吗,在前景的右侧是树林,左侧是一群母牛和鹅。趁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。”
  “哼!”画家皱起眉头,“把它画完!难道您以为我这人就那么笨,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!”
  “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多么厉害!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叹了一口气。
  “嘿,那才好。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的脸上一阵抽搐,她走到炉子旁边,哭了起来。
  “对,现在只差眼泪了。算了吧!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,但就是不哭。”
  “成千上万的理由!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,“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。是的!”她说完,放声大哭起来,“说实话,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。您想方设法提防着那几个画家,其实这是瞒不过去的,他们早就知道了。”
  “奥莉加,我只求您一件事,”画家央求道,一手按着胸口,“只求一件事:别再折磨我!除此之外,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!”
  “但您得起誓,说您现在仍然爱我!”
  “这是折磨人!”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,他跳了起来,“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,要不然去发疯!你饶了我吧!”
  “好啊,您打死我吧,打死我吧!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嚷起来,“打呀!”
  她又放声大哭,跑回隔间去了。在农舍的干草顶上,响起刷刷的雨声。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,在小屋里踱来踱去。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,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,戴上帽子,把猎枪往背上一搭,走出了农舍。
  他走后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。她首先想到,最好服毒自尽,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。后来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,带回丈夫的书房。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,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,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,听马西尼演唱。她想念文明,想念城市的繁华,想念那些名人,想得她满心愁闷。有个农妇走进屋来,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。烟熏火燎,满屋子都是焦糊味。画家们回来厂,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,脸上挂着雨水。他们分析画稿,聊以自慰地说: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,也自有它的魅力。那只便宜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……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地叫,可以听到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……
 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。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,也没有脱下脏靴,脸色苍白、疲惫不堪地落坐在长凳上,立即闭上眼睛。
  “我累了……”他说,他动动眉头,竭力想抬起眼皮。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大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,表明她没有生气,就坐到他的身边,默默地吻了他一下,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。她想给他梳头。
  “这是干什么?”他问,猛地一哆嗦,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,他睁开眼睛,“这是干什么?您让我安静一会儿,求您了!”
  他把她推开,自己走掉了。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恼火的神情。这时候,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看到,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。勒紧肚子的农妇,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,小屋以及这整个生活,此刻都让她感到十分可怕,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的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。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,便冷冷地说:
  “我们须要分开一段时间,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,我讨厌这样。今天我就走。”
  “怎么走?骑棍子吗?”
  “今天星期四,所以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。”
  “是吗?对,对……那有什么,你走吧……”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,他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,“你在这里很烦闷,没事可做,想把您留下的人,必定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。你走吧,二十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。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,快活得脸都红了。“难道这是真的,”她暗自问自己,“难道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,在卧室里睡觉,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?”她心情轻松愉快,已经不生画家的气了。
  “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,里亚布沙,”她说,“我留下的东西,将来你都给我带回去……注意了,我走以后你别偷懒,别闷闷不乐,你要工作。你是我的好样的,里亚布沙。”
  九点钟,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,她立即想到,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,他把她送到码头。轮船不久就来了,把她带走了。
  过了两天半她才回到家里。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,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,又从那儿来到了餐室。戴莫夫没穿上衣,只穿着敞开的坎肩,坐在餐桌后面,在叉子上磨刀子。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。当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一刹那,她确信,这一切必须瞒过丈夫,对此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。可是现在,当她看到他那开朗、温和、幸福的微笑和那双发亮的、快活的眼睛时,她立即感到,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,同时也不可能,她做不到,诚如要她去诽谤、偷窃、杀人一样。刹那间,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。她让他吻她,拥抱她,随后她跪在他脚前,双手蒙住了脸。
  “怎么啦,怎么啦,亲爱的?”他柔声问道,“是想家了吧?”
 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,用负罪的恳求的目光望着他,但是恐惧和羞愧阻止她说出真情。
  “没什么,”她说,“我这是太……”
  “我们坐下吧,”他说着把她搀起来,扶她坐到餐桌后,“这就好了……吃松鸡吧。小可怜,你一定饿坏了。”
 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,吃着松鸡;他呢,温存地瞧着她,快活得笑了。

  大约直到冬季过了一半的时候,戴莫夫开始怀疑他受骗了。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,遇见她时已经不能正视她的眼睛,脸上再也没有愉快的笑容了。为了减少跟她相处的时间,他常常把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。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留着短发,面容惟淬,为人腼腆,每当他跟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谈话的时候,总是尴尬地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,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。吃饭的时候,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,如横隔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,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。有一次戴莫夫谈到,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,诊断书上写着“恶性贫血”,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。两人所以这样做,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可以沉默,也就是可以不必撤谎。饭后,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旁,戴莫夫叹口气,对他说:
  “唉,老兄!算了吧,这有什么!你给弹个忧伤的曲子吧。”
  耸起肩膀,伸开十指,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,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:“请你告诉我,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不呻吟?”①戴莫夫又长叹一声,一手支着下颊,沉思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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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歌词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《大门前的沉思》。
  近来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并不检点。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。她想到,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,谢天谢地,这事已经结束了。可是喝完咖啡,她又想到,里亚博夫斯基夺走了她的丈夫,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,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。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,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,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,带有波列诺夫的风格。据说,凡是去过他的画室的人,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。不过她又想,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,总之,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很大变化,达到艺术的高峰。她的影响十分有益,十分重要,一旦她丢下他不管,那么看来他就要毁了前程。她又回想起,上次他来看她的时候,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,系着新领带,懒洋洋地问她:“我漂亮吗?”是的,凭他那翩翩的风度,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,他的确很漂亮(也许,这是最初的印象),而且他对她很温柔。
 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迟迟才穿上衣服,随后万分激动地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。她来到那儿时,他心情很好,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。他跳跳蹦蹦,嘻嘻哈哈,对严肃的问题总是开个玩笑了事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,痛恨他的那幅画,不过出于礼貌,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五分钟,最后,她像人们在圣物前叹息那样,叹了一口气,小声说:
  “是的,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。你知道,简直大惊人了!”
  后来她开始苦苦哀求,要他爱她,不要抛弃她,要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。她哭泣,吻他的手,要求他对她起誓,说他爱她,而且一再向他表明,离开她良好的影响,他将走上歧途,毁了前程。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,心里感到深深的屈辱,最后只好去找女裁缝,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。
 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,她就给他留下一封信,信上赌咒说:要是今天不来看她,她一定服毒自尽。他害怕了,就来找她,还留下来吃饭。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,对她说话粗鲁无礼,她也照样回敬他。两人都感到对方束缚了自己,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。他们大发脾气,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,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,连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。饭后,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,走了。
  “您去哪儿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在前室问他,那目光是仇恨的。
  他皱起眉头,眯着眼,随口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--这人她也认识。显然他这是嘲笑她的嫉妒,故意惹她生气。她回到自己的卧室,倒在床上。由于嫉妒,懊丧,屈辱和羞耻,她咬着枕头,放声大哭起来。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,来到卧室,局促不安地、心慌意乱地小声说:
  “别哭得这么响,亲爱的,……何苦呢?这种事不可外扬……要不露声色……你知道,已经发生的事就无法挽回了。”
 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,猜忌折磨着她,她甚至感到太阳穴疼痛起来。她转而又想,事情还可以挽回,于是她洗过脸,朝哭肿的脸上扑点粉,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。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,就坐上车找第二家,然后找第三家……起先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起有点难为情,可是后来她也习惯了,常常是,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,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。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  有一天,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:
  “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。”
  她很喜欢这句话,所以遇到别的画家时,只要对方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,每一回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,这样说她的丈夫:
  “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。”
 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。每逢星期三总要举行晚会。演员朗诵,画家作画,大提琴手演奏,歌唱家唱歌,而且一到十一点半,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,戴莫夫面带微笑说:
  “请吧,先生们,请吃点东西。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,找到了不满意,又重找。跟从前一样,她每天深夜才回家,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,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,在写什么东西。他要到三点才躺下,八点钟就起床了。
  一天傍晚,她正准备去剧院,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,这时戴莫夫穿着礼服、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。他温和地微笑着,而且像过去一样,高高兴兴地瞧着妻子的眼睛。他的脸上喜气洋洋。
  “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,”他说着,坐下来揉他的膝盖。
  “通过了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问。
  “啊哈!”他笑起来,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,她却始终背对着他,站在那里梳理头发,“啊哈!”他又说了一遍,“你知道,他们很可能给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。有这方面的迹象。”
 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、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,此刻只要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,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,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,他会把一切都忘掉,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,什么叫病理学概论,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,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  他坐了两分钟,抱歉地微微一笑,走了出去。

  这是最不安宁的一天。
 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。早上,他没有喝茶,也没去医院,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,想让他看看自己的静物写生,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。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,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。
 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。当她在前室脱套鞋时,听到好像画室里有人轻轻地跑过去,还有女人衣裙的蟋蟋声。她赶紧往画室里张望,只看到棕色的裙角一闪而过,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。这幅画连同画架,从顶端一直到地板,都蒙着黑布。毫无疑问,有个女人躲起来了。想当初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也常常在这幅画后面避难呢!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,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,向她伸出两只手,不自然地笑着说:
  “哎呀哎呀!见到您真高兴。有什么好消息吗?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。她感到羞辱,感到伤心。哪怕给她一百万,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,情敌,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上一句话。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,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窃笑呢。
  “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……”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,她的嘴唇颤抖起来,“一幅静物写生。”
  “啊?……画稿?”
  画家接过画稿,边走边看,似乎是不经意地进了另一个房间。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。
  “静物写生……一流的,”他嘟哝着,随后信口押起韵来,“库罗尔特,乔尔特,波尔特①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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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①分别为“疗养院”、“鬼”、“港口”的音译,与“一流的”尾音“索尔特”同韵。此处为无聊的戏言。
 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蟋蟋声。这就是说,她走了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,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,然后转身跑掉。但是她泪眼模糊,什么也看不清楚,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,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,不是女画家,而是一条小爬虫了。
  “我累了……”画家懒洋洋地说,望着画稿,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,“当然啦,画得不错,不过今天一幅画稿,去年一幅画稿,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……您怎么不厌烦呢?我要是您的话,早就把画笔扔了,不如认真槁点音乐什么的。要知道,您算不得画家,您是音乐家。不过,您可知道,我多累啊!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……好吗?”
  他走出房间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听到,他在吩咐听差什么。为了避免告辞,避免解释,最主要是为了免得放声痛哭,她没等他回来,赶紧跑到前室,穿上套鞋,走了出来。她这才轻快地嘘了一口气,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、跟绘画、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,从此一刀两断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
  她先去找了一趟女裁缝,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,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。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,她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,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,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,开始新的生活。
  这天夜里,她很晚才回家,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。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,她为了报复,现在写信告诉他: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,他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,他停滞不前了,除了已有成绩外,他将来不会有任何进展。她还想告诉他: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,如果说他现在行为恶劣,那只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取代了她的影响,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。
  “亲爱的,”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,并没有开门,“亲爱的!”
  “你有什么事?”
  “亲爱的,你别进我的房间,站在门口就行了。是这么回事……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,现在……我不舒服。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。”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对丈夫,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,只叫姓,不叫名字。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,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话:“奥西普,哑嗓子;阿尔希普,爱媳妇。”现在她却喊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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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果戈里的剧本《钦差大臣》中的仆人。
  “奥西普,这不可能!”
  “去吧!我不舒服……”戴莫夫在门后说。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,又躺下了。“去吧!”传来他低沉的声音。
  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想道,她吓得手脚发凉,“这病可危险呢!”
 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,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,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:一张吓白的脸,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,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,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,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。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,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,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,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。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、柔顺的笑脸。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,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。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。

  早晨七点多钟,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,没有梳洗,模样难看,一脸悔愧的神色,从卧室里出来。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,进了前室,看来这是医生。屋里有一股药水味。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,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。
  “对不起,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,”他阴沉地对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,“这病会传染的。说实在的,您也没有必要进去。他已经昏迷,在说胡话。”
  “他真是得了白喉吗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间,声音几乎听不清。
  “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,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,”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,没有回答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的问题。“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?星期二,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。这是干什么?愚蠢……是的,胡闹……”
  “危险吗?很危险吗?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问。
  “是的,都说这病很难治。说实在的,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。”
 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,他头发棕红,鼻子很长,说话带犹太人口音;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,他背有点驼,须眉浓重,看上去像个大辅祭;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,他很胖,脸色红润,戴一副眼镜。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。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,他留下来,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。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,不断跑药房,根本没人收拾房间。家里冷清而凄凉。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,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,因为她欺骗了丈夫。这个沉默寡言、从不抱怨、不可理解的人,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、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、显得软弱的人,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,默默地忍受着痛苦,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。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,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,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,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。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:他什么都知道。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,那眼神仿佛在说:她才是真正的元凶,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。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,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。她只记得,她由于无聊的苛求,由于娇生惯养,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,从此休想洗干净了……
  “哎呀,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,”她想道,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,“这种事真该诅咒!……”
  下午四点钟,她眼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。他什么也没吃,只喝了一点葡萄酒,皱起了眉头。她也没吃东西。有时她暗自祷告,向上帝起誓,一旦戴莫夫病好了,她一定再爱他,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。有时她精神恍榴,望着科罗斯捷列夫,想道:“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,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,再加上面容憔悴,举止粗野,难道不枯燥吗?”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,因为她害怕传染,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。总之,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,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,再也无法挽救了……
  午饭厨天色暗下来。当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,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,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,在呼噜呼噜地打鼾。
 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,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。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,墙上的那些画稿,独出心裁的陈设,头发蓬乱、衣衫不整的女主人--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。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,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、胆怯,叫人听了不寒而栗。
  当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,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。他坐在那里抽烟。
  “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,”他小声说,“心脏功能也不好。说实在的,情况很糟糕。”
  “那您去请施列克吧,”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说。
  “已经来过了。正是他发现的: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,唉,施列克管什么用!说实在的,施列克也帮不了忙。他是施列克,我是科罗斯捷列夫--如此而已。”
  时间过得很慢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,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。她似乎觉得,整个宅子,从地板到天花板,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,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,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。等她清醒过来,她才想起,那不是铁块,而是戴莫夫的病。
  “静物写生,港口……”她想着想着,又陷入昏睡状态,“港口……疗养院……施列克怎么回事?施列克,格列克,弗列克……克列克。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?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家的不幸?主啊,救救我……饶恕我。施列克,施列克……”
  又是铁块……时间过得很慢,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。有时听到门铃声;是医生们来了……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,问道:
  “太太,床铺要我收拾一下吗?”
  她不见回答,又走了出去。楼下的钟敲响了。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,又有人走进卧室来,好像是个外人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,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。
  “几点了?她问。
  “快三点了。”
  “哦,怎么样?”
  “还能怎么样!我是来告诉一声:他快要断气了……”
  他呜呜地哭了,挨着她坐在床边,用袖子擦着眼泪。她一时明白不过来,但浑身冰冷,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。
  “快断气了……”他用尖细的嗓子又重复了一遍,又一声抽泣,“他快死了,因为他牺牲了自己……对科学来说,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!”他沉痛地说,“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的话,那么可以说,他是一个伟大的、不平凡的人!才华出众!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!”科罗斯捷列夫绞着手,继续道,“我的上帝啊,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。奥西卡①·戴莫夫,臭西卡·戴莫夫,你是怎么搞的呀!哎呀呀,我的上帝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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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奥西普的昵称。
 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,绝望地摇着头。
  “他有着多大的道德力量!”他继续道,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,“一颗善良、纯洁、仁爱的心灵--不是人,是水晶!他为科学服务,他为科学献身。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,谁也不怜惜他。这位年轻的学者,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,晚上搞翻译工作,好挣钱来买这堆……污七八糟的破烂!”
 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,双手抓过床单,生气地撕扯着,仿佛床单有罪似的。
  “他不怜惜自己,别人也不怜惜他。唉,真是的,说这些有什么用!”
  “是啊,一个世上少有的人!”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。
  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,从头到尾,包括所有的细节,这才突然间明白过来,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,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,可以说是伟大的人。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,她这才明白,他们都认定他是未来的名人。那墙、天花板、电灯和地毯,好像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她,仿佛在说:“你瞎了眼,瞎了眼!”她哭着冲出卧室,在客厅里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擦肩而过,跑进了丈夫的书房。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,齐腰盖着被子。他的脸瘦削得可怕,脸色灰黄,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。只有那脑门,那黑眉毛,还有那熟悉的微笑,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。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、额头和手。胸口还有余温,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。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·伊凡诺夫娜,而是望着被子。
  “戴莫夫!”她大声喊道,“戴莫夫!”
  她想对他说明:那是一个错误,事情还可以挽救,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。她还想告诉他: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、伟大的人,她将终生景仰他,崇拜他,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……
  “戴莫夫!”她叫他,拍他的肩膀,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,“戴莫夫,戴莫夫呀!”
  在客厅里,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:
  “这有什么好问的?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,跟他打听一下,那些靠养老院救济的老婆婆住在哪儿。她们会给死者洁身、装殓,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做好的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一八九二年一月五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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